论点摘编丨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基础、运行机制与政策效应

作者简介

吴心弘数字货币，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货币、互联网金融研究；

裴平.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数字货币。

法定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化法定货币，体现并顺应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货币形态向数字化演变和重构的必然要求，支撑着数字经济稳健发展数字货币。在当下的起步阶段，中国法定数字货币仅被应用于零售型的支付场景，其主要用途是逐步替代流通中的现金M0，并未触及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M1和M2层面。那么，法定数字货币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法定数字货币应该以什么样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满足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法定数字货币在未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层面理应具备怎样的政策效应，才能更好地服务中央银行履职？研究并厘清上述问题，对于中国确定未来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方向与应用模式至关重要。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基础

数字货币的产生是货币演化的结果，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则是货币演化的主要动因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产生的最初原因是为了应对非法定数字货币对政府货币发行权、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经济秩序带来的冲击与侵蚀。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如果该国现有法定货币具备世界货币职能，则该国研发的法定数字货币同样具备世界货币职能。

传统货币需求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是敏感的，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函数却越来越不稳定且难以预测，这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优势是可以借助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实时监测货币流向，这有助于创新性地解决传统货币需求理论所面临的困境。

货币供给外生论认为中央银行可以控制货币供给数字货币。货币供给内生论认为货币供给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不受中央银行控制。法定数字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货币供给理论，并可超越上述理论争议，纾解货币政策操作困境。法定数字货币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实时精确监测货币全周期流向，此时货币供给是外生还是内生的理论争议就显得不再重要，因为外生货币供给本来对中央银行就有利，内生货币供给的问题可依靠法定数字货币来纾解。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机制

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研发和测试法定数字货币时的路径选择主要有：（1）直接研发独立的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兼顾中心化和分布式两种管控模式；（2）将分布式账本应用于现有支付系统，并在系统中选择性地使用数字存托凭证等“类数字货币”作为直接研发数字货币的替代品数字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钱包并非完全依赖于商业银行账户体系，而是可以通过安装在手机上的钱包客户端进行点对点支付，兼具“账户”和“代币”特征。当因信号不稳定或自然灾害导致不存在信号时，只要有外接电源或内置电池，法定数字货币依旧可以像实物现金一样，被双方用户通过移动设备在近距离内直接进行支付操作，即所谓脱离中心化管控的“双离线点对点支付”。要避免同一笔法定数字货币被支付两次，法定数字货币有可能选择性地使用了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分布式账本和未花费的交易输出等运行机制方案，并在受灾无信号区域自动或手动开启组成小范围联盟链的功能，增强了金融基础设施韧性。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效应

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效应主要是指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数字货币。如果想实现法定数字货币在已有研发成本下的收益最大化，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应逐步渗透进M1和M2这两个货币供给层次，进而实现货币政策精准调控，提升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长远来看，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应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和更加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编号型法定数字货币的概念构想，以便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效应进行前沿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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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型法定数字货币是指对每一单位的法定数字货币添加唯一的和不可篡改的编号，以此来提高法定数字货币的区分度、可识别性和可追踪性数字货币。编号型法定数字货币的编号内嵌于法定数字货币本身，以具备经济含义的数字和字母等符号表示，借助智能合约对编号型法定数字货币的功能进行扩展。此外，还需对现有支付系统、账户体系、前置装置、客户端等的软硬件作相应的升级维护，调整账户和代币钱包的存储空间、数据结构、报文格式和字段属性等，以识别法定数字货币的编号。中心化账本由中央银行维护，避免了分布式账本带来的支付效率低下问题，但对编号型法定数字货币的识别交由中央银行以外的各个节点完成，不需要消耗过多算力，“分布式账本”转变为“分布式识别”，因此每一期货币政策操作所投放的法定数字货币在整个支付网络中的实时状态均可以通过编号和识别系统实时反馈到中央银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编号根据货币政策操作的时期、批次、类型和目的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经过较长时间的经济金融活动和货币资金流转后，法定数字货币混合在整个支付网络中，根据预先设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共同发挥着作用。中央银行不论基于“账户”模式还是“代币”模式，均能够实时监测和追踪货币资金流向，这也使得编号型法定数字货币具备增强对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监测、提升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负利率新型货币政策储备工具等政策效应。

原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04—114页数字货币。 以上内容为文章内容摘编，转载请注明出处。如需阅读全文可点击文末图片滑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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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思舒

图文编辑：李思舒

审 核 人：赵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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